专访清华朱岩：全国性数交所可参照证券交易所模式

目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8%。日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职业分类大典》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不仅为国家加强数字经济政策创新提供了有益参考，也反映了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

总的来说，数字经济的内涵非常广泛。从广义上讲，任何直接或间接利用数字技术引导要素市场发挥作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都可以纳入其范畴。由于其覆盖面广，在一些细分领域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数据要素定价难，产业数字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

就此，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妍。朱妍认为，数据交易应该服务于产业生态，而国家数据交易所则侧重于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市场。可以参考证券交易所的建设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建设2-3个即可满足需求。同时，产业数字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通过“主体信用+交易信用”的数字化风控体系，摆脱传统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确认的过度依赖，为系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提供解决方案。

事后定价解决了数据定价问题

证券时报:数据具有不可见性和虚拟化的特点，这使得数据定价方法不同于其他资产定价评估。如何解决数据定价问题？你在数据交易的实践中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对于数据交易市场的建设有什么建议吗？

朱妍:数据定价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数据具有不可见性和虚拟性的特点，资产估值常用的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难以直接应用于数据资产定价。

数据作为一种新的商品，其存在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数据的独立存在，一种是数据与传统商品的融合。与传统商品融合中存在的数据，是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增加数据元素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成本收益法定价。

而独立的数据需要在其流动和使用中体现其价值，事后定价更能满足其定价需求。商品在工业时代使用后的价格很难确定，但在数字时代，依托智能合约、区块链、可信计算等新技术，事后定价成为一种独特的数据定价方式。

数据的事后定价需要建立在事前确认的基础上，确认环节不是简单的固定资产登记，核心是对数据的跟踪。跟踪数据使得在以多种频率和形式使用数据后结算费用成为可能。在数据使用过程中，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协议价格，使数据资产的流通更加智能化、自动化，降低数据使用成本，同时充分挖掘数字经济的潜力。

数据市场建设的一大问题是数据交换脱离产业生态。其实数据交易应该是为产业生态服务的。比如中药材的配送基地，可以围绕中药材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数据交易。全国数据交易所重点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市场。可以参考证券交易所的建设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建设2-3个即可满足需求。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市场，有利于数据资本化的标准化、数据的跨区域流通和全国数据资源的一体化运营。

目前，国家在数据安全领域已经积极立法，可以预见的是，数据资产法或数据资产条例等相关文件将陆续制定，为数据进入流通提供更加系统的指导。同时，数据资产与其他资产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需要技术平台的支持，相应技术平台的建设需要国家统一的标准。

数字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证券时报:产业数字金融发展有哪些风险？如何提高该领域的数据治理水平？

朱妍: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所谓产业数字金融，就是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和金融更紧密的捆绑在一起。最大的风险在于，数字技术促进了金融，但没有促进工业发展。

金融创新的重要源泉在于信用体系。以主体信用为基础的原有信用体系难以准确评价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信用状况。数字技术可以不断细化原来“粗糙”的评价模型，实现对企业各项业务数据的评价，进而整合成一个企业完整的信用体系。

具体来说，产业数字金融根据不同行业的业务流程特征和风险特征，制定数据采集和算法模型；通过企业系统直连、第三方交易平台自动数据采集等方式。，以及区块链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点，实现企业资产交易的数字化、透明化、可视化，对交易标的进行实时、可靠的监控。

通过以上方式，产业数字金融的理念创新了“主体信用+交易信用”的数字化风控体系，创新了确权逻辑，摆脱了传统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确权的过度依赖，实现了对底层资产和贸易背景的认可，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金融机构对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看不透、不信任的问题，为系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提供了解决方案。

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

证券时报: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已经渗透到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为了控制相关的垄断行为，国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能否提出一些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对策？

朱妍:针对平台经济垄断的原因，有必要制定反垄断战略。平台经济垄断的根本原因是平台企业的发展依赖资本助推。在没有相关政策法规的情况下，资本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垄断只是其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在平台经济反垄断方面，要界定平台经营范围，不借助新技术工具无序扩张市场边界，界定企业经营范围，明确核心业务，在企业核心技术能力上下功夫。不能借助资本盲目扩张到民生等陌生领域，不能触碰国家数据安全的底线。

鼓励平台企业瞄准互联网发展的技术趋势，致力于未来科技的研发。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充分利用数据、资金、人才、用户、技术等资源优势，瞄准互联网发展的技术趋势，加大创新投入，提升技术水平，组织关键技术攻关，致力于“卡脖子”技术和未来技术的研发，以技术储备能力筑牢企业竞争壁垒。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市场政策要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一方面便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继续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在国际竞争中锤炼和提高，逐步成为相关技术的全球领导者。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监管沙盒的提出为市场创新主体和监管者共同探索未来之路提供了新思路。一方面，监管沙盒对现有监管框架内的创新活动进行豁免，有利于创新项目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在沙盒测试开始前，监管部门与创新主体就测试参数、实施范围等进行沟通。在测试过程中，双方就沙盒测试的开展进行实时沟通，极大地畅通了监管部门与创新主体的沟通渠道。

在技术层面，平台企业凭借其业务流程中的数据、技术和资金优势，频繁做出基于“数据霸权”和“程序霸权”的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可信计算可以在数据脱敏不可追踪的前提下，保证数据能够被加工成产品并进行交易，这说明数据是个人和平台共有的属性。允许第三方在获得个人授权后访问个人数据账户并向客户提供增值服务，体现了数据的公共资源属性。因此，可信计算有助于打破平台经济的数据垄断，有助于构建公平的市场体系。

校对:李凌峰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